在把握大陆政权的后期，派系纷立的局势之下，‘政学系’实是炙手可热的最有力气的派系之一。在这些小派系中，‘政学系’的资历也是最老的，因为当政时的派系，除它之外，其他满是一九二四年改组今后才产生的，而‘政学系’却是一个‘齿与党齐’的元老安排。可是他和另一个‘元老安排’的西山派又有不同。尽管西山派的成员，都是‘元老’，但西山派本身的安排却是一九二五年才呈现的。再者西山派在一九二七年倒台之后，死灰也不再复燃，‘推陈出新’就更谈不到了。它尽管始则有形，继则无形，可是它从头到尾却是一个牢不行破的政治集体。抗战成功初期，其间野心首领们(据一位深知内情老前辈告知笔者)，曾酝酿安排新党把握中心政权呢！这一着虽未完结，而‘政学系’在及国民政府之内其力气至少可与另一有力派系的‘CC’相颉顽。可是CC系在许多方面却难与政学系相抗衡。盖CC系尽管干部遍全国，包揽甚或操作了无数个政党小单位，但它却是个‘有兵无将’的集体。它的散兵游勇，尽管处处树敌惹忌，可是‘大官’实少得不幸，便是陈立夫先生自己只在最终才做了几个月的立法院副院长。所以星象家如替CC系算个命，必定要说它缺少‘正官正印’！政学系可就不然了。数数它的首领们，可说内有宰辅，外有封疆。据的传统说法，政学系的成员没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所以他是个‘有将无兵’的集体。他们只与高档的正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或小职工的公共食堂内，对人家横眉竖眼地表明特别惹人讨厌。所以政学系给予一般人的形象便是这一集体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禄的‘治世能臣’的安排。现实上，自民初国会政治搞起，直至今天作‘厨房内阁’停止，它在内的影响较之其他任何派系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将来史学家如一秉春秋之笔来结论的史实，如认为该党功在国族，则政学系真实应该‘配享太庙’；相反的假如认为病国殃民，罪在不赦，则政学系真实不能只算是‘胁从’！可是政学系终究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也是个风趣而值得研讨的问题。不过要研讨‘政学系’可也不是一件简略的事，它的前史、人物、安排、政治权术；它代表了什么利益；乃至它的‘阶层性’都太杂乱了。笔者也断不敢以‘二手材料’唐突来作一项”Case Study ”，只想就书本知识，来一探这一派的来源，和它以往在当政中所活动的大概算了。希望咱们沾‘’的光，先为这个问题画个归纳，好让其他专家或‘个中人’来以现实添补罢！‘同盟会’原是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夏日，我国革新分子在东京所安排的革新大同盟。盖斯时我国留日学生共有两万多人。真实读书的人尽管不多，可是谈革新却是一时的习尚；革新的小集体如漫山遍野，单个的革新家更不行胜数。咱们都认为有联合安排之必要，刚好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在这一年载誉东归，成为世界新闻人物，咱们乃公推中山为首于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正式在东京树立同盟会。尽管同盟会其时的誓辞是‘驱除鞑虏，康复中华，树立民国，平均地权’。可是盟员一同谨记的一同信仰却仅仅‘驱除鞑虏，康复中华’；最多也只到‘树立民国’停止。因此，同盟会尽管是我国革新史上最‘革新’的一个集体，可是一旦‘民国树立’了，奋斗方针消失，革新精神便再也打不起来了。所谓‘民国’这一概念，在其时的解说便是一个国家的中心政府是个‘共和政体’──有总统、内阁，和上下两院──就够了。有学识的政治家，和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都应会集到‘国会’里去动口不动手。因此民国一旦树立，同盟会便‘盟’而不‘同’了。当宋教仁、黄兴一般人正式把同盟会改为，以便在国会内以‘政党’姿势呈现从事政争时，另一干与宋、黄不合的盟员如章太炎等，便另行组党，乃至与前保皇党蜕变为北京政府中的政党──行进党等携手在国会之内与对抗了。同盟会这割裂非关本题，姑且按下不表。再看这以宋、黄为首的新，其内部也产生了细部割裂，构成急进与稳健两派。急进派以孙文为首，建议把革新进行终究，决不与北洋派并存；稳健派则以宋教仁为首，建议政党政治，通过国会，把握政权。这一派在民国元、二年间是的大都。因此，宋教仁占尽锋头；孙中山反而遭到萧瑟了。可是，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二月二十日宋教仁遇刺，接着举兵讨袁(所谓‘二次革新’)之后，内急进派，又理直气壮。孙中山因此在日本又把政党办法的，以一人为中心的‘中华革新党’。并于民国三年六月在东京正式树立。这时以占大都的国会已被袁世凯指令闭幕；也成了非法安排，因此党内稳健与急进两派首领一同在海外漂泊。可是这两派的风格却大有不同。例如民国四年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廿一条件’要求时，全国轰动，稳健分子，则建议暂停反袁活动，以便北京政府全力对日；而急进分子则不择手段，不吝私自与日本联络一同抵挡袁氏。因为这两派风格之不同，所以当中山改组为中华革新党时，稳健分子多不肯参与。民初的中真可说是人才辈出，但吾人试一翻‘中华革新党’的盟书，便可知人才寥落得不幸。新党中的‘知名人士’仅仅少量奉中山为崇高的‘死党’，如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且八成是与中山有乡谊的。其外为辛亥前后，高人一等军政两界闻名的首领如黄兴等则八成不肯参与这一个只遵守个人的半封建办法的安排。武人中原为辛亥军事中坚的所谓留日‘士官系’的人物，简直有百分之九十回绝参与。所以的中坚人才，仍会集于稳健一派。至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反袁各派在广东肇庆安排军务院，拥唐继尧、岑春煊为首，整军准备讨袁。而在这项运动中，所参与而对桂系实力派产生严重影响的人却又是以李本源(任副都顾问)为首的稳健派。迨六月初袁氏暴卒，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康复旧国会，籍的稳健、急进两派复与前反袁的研讨系一派协作，共有议员四百余人，谋树立一大政党。因所以年在九月九日在北京合组‘商讨会’作为其时段祺瑞内阁之对立党。而这一集体中又因布景与政见不同分为三派：(一)客庐派：以谷钟秀、张耀曾、王正廷等为首。具有大众二百六十余人，多为前稳健份子，为‘商讨会’中之主力。(二)丙辰沙龙：以林森、居正、马君武等为首。多为前急进派，后来参与‘中华革新党’者。(三)韬园派：多为前反袁之旧行进党人。不多谷钟秀、张耀曾二人因参与段祺瑞内阁的联系，乃率众脱离‘商讨会’并所以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组一政党，名之曰‘政学会’。这个‘政学会’便是本文所评论的‘政学系’的来源！所以归纳言之，‘政学系’与旧稳健派实是一脉相承的。不过‘政学会’虽以亲段发家，可是不久又走上反段的路途。因为‘政学会’毕竟是有反北洋派前史的。它和其他派系，特别是中华革新党一系的‘丙辰沙龙’的根由远深于它和段的联系。因此当民国六年‘参战案’产生，段祺瑞因建议参与欧战，而引起的剧烈对立时，谷、张二人又受‘丙辰沙龙’的影响而去职。国会内的政学会分子遂揭露反段。迨张勋复职之后，段祺瑞闭幕旧国会，另组‘安福国会’，旧国会议员乃纷繁南下至广州安排‘十分国会’，树立‘军政府’，并选孙中山为‘大元帅’。政学会因有利地势人和之便，乃在西南政局上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政治波涛，总算赶走了大元帅孙中山，为华南显赫一时的政治实力！当政学会在北京安排之初，谷钟秀实是要角。钟秀为直隶定州人。谷氏为该地巨室。谷门‘钟’字辈兄弟早年赴日留学即参与同盟会。钟秀更是一位善于权术的首领。辛亥起义之初，十一省代表齐集武昌集议树立暂时军政府，钟秀即以直隶咨议局代表参与，成为创建民国及共和政府的功臣之一。旋各省代表齐集南京树立参议院，选孙文为暂时大总统，钟秀仍为参院内直隶代表。迨南京参院迁往北京，钟秀竟当选为北京参议院全院委员长。嗣国会树立，乃改任众议员，与是时当选为众院全院委员长之张耀曾相表里。张耀曾云南人，日本帝科身世。亦系南京参议院的功臣。袁世凯身后，段祺瑞组阁，耀曾乃以众院全院委员长身分被引起为司法总长。迨政学会树立，谷、张二氏乃运用其政学系首领及两部总长的位置，纵横于直、皖两系军阀及研讨系两派政客之间，颇能展其所长。这以后钟秀且以同乡联系结交直系武士以掀起民国九年直皖之战，搞垮段祺瑞。可是当民国六年十分国会在广州举行时，政学系首领亦随之南移，并由李本源、杨永泰二氏继起为中坚人物。李本源自印泉，号雪生，云南腾越厅人。清末赴日入士官(校园)留学，并于光绪丙午(一九○六)年在东京参与同盟会。归国下一任云南讲武堂监督三年，后升总办。因尔后日滇军将领非其部下即其学生。贵为大元帅的朱德便是以四川人冒云南籍入昆明讲武堂作本源学生的。辛亥革新云南独立，蔡锷为都督，本源任副都督。民国五年反袁之役，滇军为两广都司令部武力之中坚，本源便以滇军联系出任副都顾问，因此与老桂系的岑春煊、陆荣廷结下不解缘。袁氏身后，本源出任陜西省长。至民国六年反段护法战役产生，本源且实践把握了驻粤滇军，与‘十分国会’内政学系议员相表里，表面支撑孙中山，而实践与两广实力派的当地军阀陆荣廷、陈炳焜协作，割据华南，与北京的段祺瑞和研讨系相抗。李本源是一位才兼文武的人物。尽管生了一脸麻子，然自诩为‘智珠粒粒’，却也与现实相符。不过本源尽管是政学系的实践首领，却甚少正式出面，所以在其时十分国会内的政学系议员，则以‘南关五十号’的杨永泰为亦步亦趋。杨永泰(畅卿)为广东茂名人，生于光绪六年(一八八○)，小李本源四岁。以广东佬而结业于北京汇文大学法科而从政。也是北京参议员年代的元老。畅卿是一位案牍如流，有高度行政天才的人物，手疾眼快；凡有人质疑问策，杨氏能于谈笑之间立拟‘上’‘中’‘下’三策以对，无不妥切。他在广东既享有利地势，又怀钜金，因此坐了政学系的二把交椅。以这样两位纵横家，与拥兵十余万，占两省地盘的当地军阀相结纳，因此孙中山在广州只顶了个‘大元帅’空衔而束手无策。可是中山的英雄本色，硬要搞他毫无本钱的‘护法运动’和‘十分国会’，便逐步引起政学系和桂系驱孙之心了。民国七年四月广州‘军政府’总算在政学系暗地里策画之下改组。孙中山被拉下‘大元帅’的宝座，而代之以‘七总裁’。桂系首领岑春煊却被选为‘主席总裁’。孙中山护法不成只好到上海去著书了。民国八年夏日，杨畅卿又使用桂系和广东本地人的对立，而缘由获得广东省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时政学系在华南真炙手可热。可是他们也知道搞政治，还须到北京去，广州终非久恋之乡。所以他们在广州全部做法，都是志在向北京作张望，以便重整旗鼓。不幸此刻还有一批拥孙的议员，真有志以广东为正统，要在十分国会内通过一部在北京便已开端拟定的宪法。政学系认为此风不行长。在畅卿一度策画之后，政学系小试牛刀，来个‘总缺席’，宪法会议便登时流产了。这实是政学系以集体举动正式揭露‘杯葛’政敌的榜首次。可是尔后不久，政学系在南边又失势了。榜首，滇系武士之间，产生了‘二季(本源、烈钧)争兵’的内哄。至民国九年春奋斗至白热化，成果滇军主力被倾向孙中山的李烈钧抢走了。李本源和桂系协作的本钱登时打了个大扣头。再者同年八月又产生了陈炯明‘漳州回师’的改动。孙中山和他的急进派重回广州把握军政府。李本源的残部和桂系的主力一同给孙中山的粤军消除了。嗣后中山打平两广，政学系久为中山所怨恨，自无安身地步。迨炯明变节中山，政学系又向炯明送秋波，希冀协作，然炯明对政学系无好感，政学系终无法乘间。孰知天无绝人之路，合理这穷途末路之时，北方政局，山穷水尽，又是一番山穷水尽。原本民国九年七月底，直皖战役之后，与政学系有恰当根由的直系武士曹锟和吴佩孚，想乘机肃清皖系在中心政府剩余实力所寄生的‘安福国会’，和该国会所产生的总统徐世昌。通过一年多的酝酿，徐世昌总算民国十一年六月被逼去职，一同‘安福国会’闭幕，旧国会二度康复，黎元洪也作了第2次的总统。这时原本‘妾身未清楚’的政学系旧国会议员在谷钟秀、杨永泰等领导之下，又活动起来。为加强活动并以旧班底调集了国会议员四十余人，正式安排了一个政党叫‘社’，支撑黎元洪。黎氏重整旗鼓，本是孤家寡人，也落得与政学系协作，以图减轻直系武士之压力。因此当黎元洪邀张绍曾组阁时，李本源被收罗为农商部总长，该系另一要角彭允彝则出长教育。这一项新开展因此引起了政学系与直系军阀的正面抵触。黎元洪也因此视政学系为其死党。所以当黎氏为直系武士压榨去职时，干脆录用李本源为国务总理，并‘裁撤’全部巡阅使和督军。此举虽系黎氏愤激的表明，可是却宣告了政学系和直系军阀的正式离婚。因此当民国十二年十月曹锟‘贿选’时，政学系遂为反曹的主力。在四百八十个投曹锟票的‘猪仔’之中，政学系的首领们皆不与焉。所以不管政学系的功过怎么，这一点仍是值得史学家赞扬的。不过‘猪仔’们的魂灵，虽只值五千元一头，可是当议员还有不做猪仔的自在，五千元光洋，受不受由你，而政学系诸公不光不受且敢捋虎须而揭露对立，这都表明政学系这批首领们，虽都是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可是他们也还有恰当操行，和恰当独立的建议，待人接物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又岂是一味骂军阀年代一无是处的后世‘委员’和‘代表’们所可企及！？不过有安排的政学系，在曹锟贿选后，已不能复振。民国十三年冬，二次直奉战役迸发，曹锟因冯玉祥倒戈而被囚。北京政府成了张作霖、冯玉祥和段祺瑞的合营公司，并以段为‘暂时执政’。政学系遂又依靠于三派中较为行进的冯玉祥。但这时冯玉祥的力气本甚弱小，政学系本身也已成强弩之末，迨冯玉祥败出南口，政学系在华北的政治生命也就不绝如缕了。至于华南，政学系则已被连根拔去。盖中山于民国十二年头驱赶陈炯明，重组大元帅府之后，广州已是与政学系有旧怨的清一色孙系人物。他们绝不许政学系人物来广州作怪。加以这时中山已实施‘联俄容共’。年青的一辈更把政学系当作北洋军阀的爪牙，是反革新分子。政学系首领们因此又作了投靠无门的漏网之鱼。直至于民国十六年‘清党’之后，他们遂又鄙人，生起根来。由前文所述，吾人可知‘政学系’原为民国初年，北京国会内议员们所安排的一个政团。这种政团实是民主国家国会构成期间所共有的现象。美国国会树立之初，政见不同的两位首领杰弗逊、汉密尔顿二人便各自纠合翅膀，在国会内构成两个政团，而开美国两党制之先河。政学系早年的首领，亦均一时之选，在国会内调集同志，安排一政团，本是很天然的事。不过大凡一个民主政团，必有其代表性。美国前期的杰弗逊集团所代表的是小农、小手工业者和负债阶层。他认为‘我国的小农制’应被视为美国乡村建设的方针。他们建议把‘工厂放在欧洲’避免本钱家和大商人，混到美国乡村社会来作恶。汉密尔顿则是代表新式的工商业和借主阶层。他们憎恶所谓大众。所以汉密尔顿说‘大众是野兽’。这是美国革新后所天然构成的两种社会力气，因此在国会内，构成了两个政团来代表他们。试问咱们所评论这个‘政学系’代表其时我国社会上什么一种利益呢？答复这一问题，只要果断而浅薄的人，才敢胡说。好学沉思的社会科学家，就不便信开河。因为一个政党假如代表某个阶层或某种社会力气，其办法只要两种，一是某政党的成员是某阶层产生的；二是先有恶实力的安排，然后与某阶层勾通以获得帮助。所以它的方针与风格是有其赓续性。吾人如反省政学系，便发现他们并不如此。不特此也，便是其时最反抗的‘交通系’，较保存的‘研讨系’和最剧烈的‘中华革新党’，乃至南北各派军阀，都不代表任何社会力气，任何阶层，或任何帝国主义的利益。试看变得最多最快的‘倒戈将军’冯玉祥。他从满清的管带，做到洪宪王朝的‘男爵’；再作直系军阀；又是倒直、排皖、反奉的一无所属的国民军总司令；受基督徒洗礼而受西方传教士支撑的‘基督将军’；又做了受布尔什维克洗礼的‘北赤’；又做残杀共党的；再做受少量党支撑的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又重作冯妇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战后游美又作了本钱主义的宣传员；上台，焕公(冯玉祥字焕章)又计划马上回国投效，终至丧生黑海。试问这样一位变来变去多彩多姿的人物，他终究代表那个阶层；那一种社会力气？但咱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冯玉祥在民国史上所起的各种决议性效果。所以吾人假如要谈政党的代表性，榜首要有个各种社会力气和平共存的民主社会；第二要有个遵法而有用的议会政府。咱们按法令程序来争夺政权，政党始有代表性。我国民国初年的政府和社会都没有具有‘政党政治’的条件。搞政党的人不是社会任何力气所产生的代表，而是我国‘学而优则仕’的工作官僚传统产品。他们离开了‘议会’离开了‘官’，那就如鱼之失水了。正好政治不入常轨，国会上下两院亦如台湾曾经的‘国大’与‘立院’，由‘客观环境’所限而不能改组，议员先生有干薪可拿，锋头可出，胡同可逛，万寿无疆，大快人心。谁要打掉我的铁饭碗，我就要和谁拚终究！不过吾人可不要小视民初那些议员，特别‘政学系’那批政客。他们开端都是‘许身革新’的志士。‘驱除鞑虏’、‘树立民国’，他们都有过丰功伟绩。他们不是只知举手喊万岁的‘猪仔’，而却是够得上与‘中山先生’、‘克强先生’称兄道弟的特立独行的人物。处于民初紊乱的局势下，生计上对工作的要求；道义上对国家的责任感；加以性格上又是‘不甘寂寞’(不然开端也不会去搞革新)，在在都迫使他门非搞政治不行。可是搞政治又代表不了任何社会力气和阶层；在上又没有一个‘睿智天纵’的‘圣主’能够去效忠。袁世凯、段祺瑞一批武夫，又远非这些以‘政治家’自命，而确有‘济世之才’的人物所能甘愿低首的。四处不着边际之时，他们的举动就只受两种力气分配了。榜首是个人切身的好坏；第二便是个人的政治信仰。论起切身好坏来，那他们都脱离不了我国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老传统。在公则辅翼圣主，福国利民；在私则荣宗耀祖，升官发财。所以政学系里边的分子，最大的政治愿望则是内阁总理，和各部总长，或外放作巡按史、民政长。他们之间没有想做皇帝的人。因为‘自古帝王多无赖’，他们都是墨客出世，还未下贱到‘无赖’的程度。若论政治信仰，则他们都是搞‘驱除鞑虏、树立民国’发家的。他们都是年代的产儿，跳不开年代所给予他们的观念。这一年代有为有守的人都认为议会式的民主政治，是‘民国’的最高准则。他们对立过满清大皇帝，也对立过洪宪新皇帝。对孙文要改动的民主根底来‘慎施指令’的寡头风格，他们也照样不能承受。所以就政治信仰来说，他们原系有‘道’之士。可是当他们因为无拳无勇，有道难行之时，他们又没有孔二老头子‘乘桴浮海’的决计。等而下之，便走了战国年代‘游士’一流人物的路途了。他们要向有权有兵者游说，以图协作了。从政治信仰来看，他们或许为着准则，有时还要摆一摆‘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的架子！从利禄着眼，则有时不免要走‘策士’的老路，挟纵横之术，来干禄公卿，至于准则也早就收起不谈了。这便是前期政学系成员的实质。不过民国还粗具大一统之表面；他们也还有个‘国会’为老巢，所以政学系现实便是一群气味相投的‘策士’的安排。其动机虽万难与孟轲、荀卿的游说比较；其风格亦尚略胜于‘收两国之金’的下贱策士。要之，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不过两头。一系自上而下的极权政治。公民之福端赖圣主明君之施与。另一则为近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全部取决于公民之投票。我国前期政学系之可悲，便是他们生计在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非牛非马的政治制度中。‘政学系’内的一批政客，都可说是‘治世之能臣’，圣明在上，他们都可辅翼皇帝，调理阴阳，惋惜他们迟生了数百年。再说，假如我国其时民主政治有根底，他们也可代表阶层利益，作魁，哗众取宠。不幸他们又早生数十年，甚或数百年，终至长才不遇而沦为一官僚政客的政治集团，在岑春煊、黎元洪、冯玉祥之间讨饭吃，原本也实够惨了，直至北伐完结，‘国会’一去不复返，这一批‘政学系’内的工作官僚，不免就更是漏网之鱼，惶惶不行终日，而另谋工作之道了。当政学系在华北华南皆无安身之地时，天无绝人之路，华南的革新政权发动了有名的北伐；和由这北伐而带来了的左右两派的割裂，全国又复多事。前史现实告知过咱们，统兵善战的将材，和夸夸其谈的策士们士唯恐全国无事的。全国愈多事，他们的机遇也愈多。政学系的枯木因此又在这多事的两派的缝隙中开端发芽了。在民国十二年打走了陈炯明，孙中山又在广州挂起‘大元帅’招牌之后，开端改组和联俄容共了。但在这改组之初，当权派的首领人物都是一字号‘中华革新党’的老班底。他们一同认为‘政学系’是革新党的叛徒，甘愿与北洋军阀狼狈为奸的官僚。特别使他们不能容忍的则是出任张绍曾内阁的李本源，竟在民国十二年五月三日的国务会议中建议指令征伐广东。尽管这一方案被黎元洪回绝盖印而消除，广东人对政学系真实是恨得牙痒痒的。谁知政治的改动是莫测的。改组之后，党权逐步旁落，老一辈的‘中华革新党’总算变成了‘’，而被逐出广州。民国十四年中山去世之后，广州方面竟构成汪精卫、蒋介石联合独裁的局势。在不行一世的革新习尚笼罩之下，中华革新党的老首领都已被目为‘反革新’；那些依靠军阀的‘政学系’的反抗性，就更不用提了。其时汪精卫所领导之下，‘国民革新’的‘内容’便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和军阀的草头神。军阀天然便是张作霖、吴佩孚一干人了。草头神是谁呢？政学系天然也在内了。谁知中山去世后的榜首位独裁者汪精卫不久也倒台了。掌权落道自称为‘党中后辈’的青年武士蒋总司令之手。当民国十五年末北伐军气势如日中天之时，人才所会集的因此便联合了，对这一位以枪杆发家新首领实施反击。这位新首领原以一介匹夫，于三数年之间一跃而为有独裁全国趋势的政治、军事首领。因此在军事成功日新月异，特别是在党内党外一同围歼他之时，为着扩展力气，为着本身生计，他便发现他的四周的军事和政治(特别是政治)人才的匮乏了。他把握偌大的政权和地盘，可是他环顾四周穿草鞋打绑腿的忠诚信徒，八成是些只能和打皮拳或向老百姓喊半通不通标语的新进少年。例如其时像程天放那样一流的人，做个乡长姑且才有不济，做到江西教育厅厅长便已天旋地转了，遑论其他。可是反蒋的却都是一时俊彦，都有萧、曹之才的人物。蒋公要开府东南，包括全国，光凭几杆破枪，和一些只能喊标语耍皮拳的草头神实缺乏以成大事。这位才大心细的首领因此开端在党外人才中打主意了：上起北京政府前内阁总理王正廷和黄郛；下至上海望平街的报人陈布雷、潘公展等因此都在他的收罗之列。不过精敏如蒋氏者，他对前来投靠的高档人员亦有其取舍的规范。榜首，那时反蒋的人都骂他是‘新军阀’、‘不革新’。因此他不敢贻人口实。他挑选高档幕僚总要多少有点荣耀的革新前史，因此真实的前安福和直系的官僚，他也不敢乱用。第二，蒋氏所缺的是方面之才，他要真有阅历有干才，能‘治国用兵’的人。真脓包也是不行的。第三，他必定要‘用可不疑’的‘忠贞’分子，在党内和他有夙怨的如、共产派、西山派、汪，蒋均敬而远之，存有戒心，绝不让其襄赞枢机。第四，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便是这种槃槃大才必定要是穷途末路的亡命者。他们除依靠蒋氏以取富有之外；别处是投靠无门的。蒋氏盛衰也就决议他们的荣辱。只要如此，他们才会死心踏地为蒋效命。据其时的可靠消息，首要动这想法的便是政学系中最善于策划的杨永泰(畅卿)，以畅卿之才调，恐怕在左中鲜有其匹。论阅历，他从旧国会到广东省长的阅历，可说是内为宰辅，外为封疆皆能‘胜任愉快’。北伐初期总司令部内那批革新同志有几个能和畅卿比呢？若论恩怨，蒋氏资望太浅，北伐之前，他在党内尚不行资历与政学系结怨。至于说政学系曾‘倒’过‘总理’，究与姓蒋的何关呢？再从政学系的观念来看，这时只要蒋氏才可做他们的救命恩人。在其时革新空气之下，‘政学系’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反抗派’代名词；纵使‘反抗’的西山派实现志愿，‘政学系’也断无死灰复燃之理。因此在之下除依靠蒋氏一人之外，‘政学系’诸公决然无路可走。就在这种特别的‘供需律’分配之下，政学系便枯木逢春了。不过政学系在其时终究是革新党人一同公认‘反抗派’，他们树大招风，蒋氏在宁汉分立之前还不敢揭露‘借势’，因此首作入幕之宾的并不是政学系的主力，而是开端只能替政学系巨头当当随员，跑跑文书的张群(岳军)。张氏是前期留学日本士官的正科生(蒋公自己的军事教育现实上没有到达进士官的程度；其他所谓士官系要人，亦八成如此！)，他受有完好的军事教育。辛亥革新时，在上海隶二十三师，虽未作战，也算是有丰功伟绩的志士。嗣后二次革新也因反袁而亡命，袁氏称帝，岳军亦南下从戎，任岑春煊的幕僚，后又北上襄赞教育总长黄郛。阅历和练习皆是其时革新军总司令部中很难找到的。加以岳武士情练达，对政学系尤有根由，而其时又叫不见经传，他人笑骂无由，因此首承借势，南昌初下，便出任总司令部总参议，作了蒋氏朝夕咨询的智囊。跟着武汉方面反蒋空气之加浓，张氏在总司令部内的分量亦随之添加。从此便做了蒋与政学系之间的榜首剂二氧化锰。当民国十五年末蒋氏与徐谦(季龙)因迁都问题快要闹翻之时，蒋之仅有顾忌便是武汉方面的经济‘杯葛’。对蒋氏来说，前有大敌，后无粮草，内有反侧，必定是死路一条。就在这生死关头，政学系在新的政盘上，便赌下了榜首注，使蒋氏能丢掉武汉那几架印‘五省通用券’的破印刷机而自立，而挥洒自如。接着那自称与政学系无关而被政学系奉为神明的黄郛(膺白)被礼聘南来。(膺白非政学系的成员，因渠未尝入国会，而政学系则原为国会内的政团。)膺白在微时原与蒋总司令(原名志清)有金兰之雅。嗣黄氏北上直步青云，两任总长，最终竟贵为暂时宰相，作摄理内阁总理；而蒋则因为交易所倒帐南下革新，只做了一名无实权的上校顾问。孰知两年之内天地倒转，膺白却又做了盟弟的入幕之宾。膺白开端应聘抵赣时，在南昌总理纪念周上几回演说，真是阖座倾服。黄是位风姿潇洒、允文允武的人物。辛亥革新和二次革新时其姓名是经常与黄克强、宋渔夫并排的。嗣后周游列国，贵为宰辅，文名又藉盛一时，交游又是蔡孑民、梁启超一流的名士，以这种人屈尊来向南昌总司令部内一批年幼无知，平常只知喊喊标语，放放排枪的‘同志’来两篇演说，那天然难怪顽石点头了。以黄膺白这样有过全国政局阅历的人，此刻向阿第总司令来借箸一筹，天然使这位新贵人恍然大悟，而觉其左右都黯然无光了。便是这样，政学系便在这革新政局中树立了一个屹立不动的桥头堡了。不过黄膺白还有几分文人的傲骨，对阿弟看不顺眼时还要拿出作‘王者师’的气派经验几句。加以黄氏还有几分墨客气，在政治上也曾过过瘾，对党团政治亦不太热心，因此他不肯参与，以故终黄之世，他终始只以‘客卿’身分参政，不算正式介入。至于由黄的推毂而投入当官的杨畅卿的风格便彻底不相同了。假如膺白算是主人的‘客’；畅卿就要算‘奴’了。畅卿作蒋氏的幕外之宾似早在民国十六年头；但他正式作蒋的谋主则在民国十七年北伐军一致全国之后。这时蒋主席正苦于二、三、四，三个集团军的尾大不掉，和东北张学良归顺的名不副实，在他心腹之间无策可献之时，畅卿缘因为黄膺白与王正廷和蒋的联系，乃献上一策。听说此策颇受蒋的注重，而这一条陈则只要短短的十二个字曰，‘军事化整为零；财务化零为整’。所谓‘军事化整为零’者便是在几个非嫡派的集团上做功夫，使其自形分解，不成为一个有体系的‘藩镇’，然后中心便可‘削藩’而真实一致。依据此一准则，因此有民国十七年末中心政府吊销‘政治分会’和举行‘编遣会议’的新方案。所谓‘财务化零为整’，便是不折不扣的中心集权的统制经济。不光中心体系的税收要彻底收归中心直辖，在金融管理上，政府也要‘与民争利’。夫如此，则大一统帝国始可注重于今天。可是中心的新方案在‘集权’与‘分权’论争之中得不到处理，‘编遣会议’又无形流产之时，畅卿的条陈便更形详细了。他看出中心之搞不出名堂来，其要害不在‘处士横议’，而在‘藩镇嚣张’。对症下药，畅卿因此写一篇传诵一时，而却能永存的‘削藩论’来。这篇‘削藩论’的宗旨便是：‘以经济办法分裂第二集团；以政治办法处理第三集团；以军事办法处理第四集团；以交际办法抵挡奉张。’试看第二集团冯玉祥原是好强人所难的怪物。御下之严，甚于张飞。可是他部下的韩复矩、石友三，在实质都是极易堕落的军阀。他们恨不能提前脱离冯氏，咱们好过一个军阀讨小老婆、抽大烟的舒畅日子。加以冯氏的军多粮少，地盘荒僻，中心如以经济办法约束其开展，到适其机遇再以几颗银弹打向冯氏的几个军阀部下，便可把老冯分裂，斯之谓经济处理。阎锡山是个规范山西票号商人，章太炎所谓‘劣绅’是也。他善于打小算盘，却没有‘一掷百万’的气势，在国内以政治办法孤立阎老西，甚或规划使其与冯、张争利而火拚，实是最有用的。第四集团的李、白，兵精将勇，剽悍善战。他们所将的都是广西山洞里带出的‘子弟兵’，收购、分解皆所不易。好在他们人数有限，加以李、白皆为将有余，为相缺乏。搞全国政治的眼光和气势都不能和他们的军事天才相配合。他们对讲广西话的人尽管抱得如铁桶般的紧，对不讲广西话的人是不易搞到一同的。打倒桂系连鲁涤平、唐生智都会请缨效命的。对这一集团的办法只要使用圈外人嫉妒他们的心思来胡来──‘围住而消灭之’，是谓之军事处理！至于以交际办法抵挡奉张，便真叫‘不择手段’了。盖张学良斯时髦具有精兵数十万，入关闻名，虽嫌缺乏，然负嵎作困兽之斗则仍不行小视；假如他获得红、白两造帝国主义的背面支撑，就更不易抵挡了。所好的张学良与两造帝国主义皆有深仇：日本对张来说是有‘杀父之仇’，而苏联对张则有检查大使馆之怨。不过日本对东北具有疆域野心，与张学良不易退让；苏联可就难说了。假如他与奉张一旦释嫌修好，而血气不决的小张一旦思维行进起来，事就不大好办了。好在东北自杨宇霆身后，取得权势者全系一群老粗和旧官僚，一时不易改变，然为万全之计，最好挑起对俄的边衅，使逃亡无归的人员如者流也想乘俄势入据东北，使小张难以安枕，则东北天然就范了。这一篇毒辣的‘削藩论’其时曾传遍海内外。有人曾置疑它的主稿人是杨畅卿。虽环顾其时人才可说是‘余子碌碌’。有这种纵横天才的只蒋公和杨畅卿二人算了。蒋氏如是主动听，则腹案已足，又何须讲出来，并加上一个‘削藩论’的标题呢？再看杨畅卿与蒋公说是事前毫无联系，而一旦投靠，三数年内便累迁至行营秘书长、湖北省主席。他借箸一筹之时，如无过人之处，是不行能这样一步登天的。而杨畅卿之人，论才不让苏、张；论品亦非‘终身不设一谋之人’。在紧要关头，他会使出浑身解数的。所以在将来史家找到新答案之前，咱们无法否定畅卿是‘削藩论’的作者。嗣后，国是演化与‘削藩论’中诸点尤若合符节，使吾人更不能不供认畅卿的大才与重要性了。不过杨永泰既在内以纵横之才，一跃而‘后发先至’之后，他显然是看准了其时蒋氏下面的派系联系，‘党’有CC；‘军’有黄埔；他皆不易插足，而‘政’却虚席以待。以旧‘政’学系的根底，在我国(‘政学系’原是老的成员，而与新的我国无关)内来个新的‘政’学系的安排，然后操作的‘党’、‘政’、‘军’三大要项中的‘政’，岂不天与人归？畅卿因此在‘政’的方面，就野心毕露了。谈政治，要立于不败之地，必定要根基结实。换言之，‘政学系’曾经的失利，便失利在只要政客而无底子。政客只要向有力者投靠，始有政治可耍。一旦这位有力者喜新厌旧，则政学系诸公，就不免有弃妇之悲；再者，纵使诸公固宠有术，而不幸有力者自己破产家亡，或放逐去了，则政学系终身谁托，也成了问题。现在政学系又在蒋氏的内寄生了。可是这种寄生方针如无‘大众根底’，则一直只能做个陪陪大人先生的‘清客’。主人的帐房、听差、马弁、厨房都会随时加以白眼的。要反客为主，只要抓到一个重要部分才行。杨畅卿显然是了解这一点的。民国二十三年末，江西共军在五次围歼之后，包围西窜，溃不成军，国民政府威信大增。二十四年三月，全国最重要的当地性的军政机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树立，畅卿又升任秘书长。二十五年一月畅卿正式出任封疆，出长湖北省政府。杨永泰以旧政学系布景，投靠蒋氏幕中之后，数年之内，竟然做起省主席来，真可说是‘不次之迁’了。试看CC与黄埔，这一批有丰功伟绩的‘嫡派’之中，有几个有这种走运呢？假如他人处畅卿位置，或许也称心如意，作持盈保泰之想了。无法人们的愿望，特别是春风得意之人们的愿望，是无止境的。畅卿忘记了他原无跟随首义之功，仅仅半路投靠算了。他至此竟然要挤去正室，作自我扶正的计划了。因此此刻他在内便开端结交一批受CC、黄埔所架空的游离政客和武士如刘镇华、黄绍竑、熊式辉、吴鼎昌、张公权、陈仪、沈鸿烈等，外以‘大公报’为喉舌，内奉黄膺白、张岳军为首领。再加以执上海的金融界盟主的‘小四行’被把握为‘经济根底’。政学系便呼之欲出了。黄埔简直成了‘后辈’；CC也只要招架之功！可是这些政学系新分子中，除畅卿自己以及膺白、岳军之外，其他重要分子可说与老政学系都风马牛不相干。黄膺白虽还做过政学系的上司；张岳军曾经只不过替政学系跑跑腿算了，而黄氏此刻疾病床褥，甚少出面。偶有表明，亦大有以圯上白叟自居之慨，俨然是一位二十世纪的严子陵。而张氏则为人圆通，自求多福，不干公愤。所以此刻现实上的首领，则是杨永泰。不幸畅卿善于知人；却拙于自知。他不知不管CC和黄埔的分子的智慧是怎样地不逮于他，而这批广州出来的却终究是年代的产儿；是在‘革新’气氛下长大的。而他自己却原是‘北洋’政客。此刻至少没有堕落到‘北洋’的程度。打绑腿、扎皮带的朋友，终究比抽、抱小老婆要有奋发向上些。畅卿自己便是娶有两个小老婆的人，而他所征引的‘大众’和‘干部’也不免是和他相同的‘旧官僚’。畅卿的才智还看不到旧酒装在新瓶内并不能变成新酒。他为着要和CC争当地政权，因此也安排了干部妄图包揽省级当地政权中的‘民政厅’。不特此也，他还要在太岁头上动土，连江苏主席陈果夫下面的民政厅他也要侵吞。成果闹出了大笑话。杨系新厅长因为私日子产生问题，而引起政敌的反击。可是政学系诸公并不因此自省，他们反图运用新的权术来冲击政敌。他们知道，咱们的利禄都以一人的喜怒为依归，则就从这一人的‘喜’、‘怒’的底子做起才是最有用的。听说在一次党内大会的投票中，政学系党员的票并没有投向‘首领’，相反的却投向政敌。成果他们政敌的首领的选票竟多于全党首领的票。这一毒计竟使赋性多疑的‘首领’，对政学系的政敌采纳按捺的办法；政学系这一杀手鐗，真的简直连‘党’也抢过来了。殊不知这位‘小有才’的杨畅卿，终不明‘正人之大路也’。他自恃非凡，却不知有黄雀在后。人家已然对首义功臣尚不吝作草头神之烹，他又何独爱于杨某。畅卿得意洋洋，而不能终其天年，又岂是偶尔的事呢？杨氏身后，新的政学系还未组成便胎死腹中了。不多聪明的安徽省主席刘镇华也‘发了疯病’去职。能以足加皇帝之腹的严子陵也死了，因此再无人敢冒大不韪来重组政学系了。所幸对它的方针上所谓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准则从头到尾，只要一半的诚心。他底首领真在搞‘党外无党’；但却搏命地在党内制作派系，使之奋斗，以便分解控制。因此不管CC或黄埔，对‘首领’是怎么地树碑立传，但一说到‘蒋先生顽弄派系的方法，他们也恨不能咬他一口。政学系的剩余因此也在‘蒋先生顽弄派系的方法’之下幸存了，而成为一些受CC黄埔所架空的高档官员和武士的避难所。因为他们从头到尾未构成一个详细的安排，因此也独得天眷，成为蒋氏对限制尾大不掉的强有力派系的主力！抗战挨近成功时，民主竞选之风大盛，政学系一批首领们，顾影自怜，自认为民主政治家，却没有选民。他们又想步着先烈杨畅卿的血迹行进，来正式安排政团。默许的成员之外，他们乃至考虑到拉久与该系不睦的吴国桢、王雪艇(世杰)两君入党来添加气势。不过政学系毕竟是中最聪明圆通的一群政客的无形集体。抗战成功后最甜的两大成功果实──东北和台湾──都认为他们所独占，不久张岳军又作了行政院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们再要组党，莫非还想做皇帝不成？聪明政客们，便再也不想作民主政治家了。